百帙其卷 千秋其功——读《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 

    凡事皆有说头，丛书亦然。

    按一定的需要和目的，将很多书汇编成集的一套书，就叫丛书。中国编撰丛书有很久的历史了，据说从宋代就有成熟和完备的丛书问世，而到明清时期更是盛极一时，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堪称中国古代丛书之最。虽然研究文化史的学者也曾指出，《四库全书》的编撰有其文化专制的意蕴，但其保存古籍的功劳不容低估。

    大体说来，丛书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卷帙浩繁；二是内容相关联，又各自独立成编。《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是符合这两方面条件的：全省107个县级行政区划，每个县区一编，泱泱百卷，可谓不凡；虽然各自成编，内容风格却是协调统一的。

    然而，这些形式上的特征远没有内涵的意义重大。

    首先，细细品味《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编辑立意颇可称道。

    2007年，按照国务院的统一安排，陕西省开始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5年之后，10支专业普查队、6000多人次专业工作者的辛勤汗水凝聚成两个数字：陕西全省107个县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点49058处，其中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点34187处。在短暂地陶醉于陕西文物普查覆盖率、文物普查质量、文物登记点数量等指标都位居全国前列的喜悦之后，一个重要的话题摆在人们面前：如何让这将近5万处的不可移动文物点和民众的生活挂起钩来。

    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切身感受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性。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一些地方文化遗产消失的速度呈现加速度态势，对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持民族文化特质和文化独立性造成了直接威胁。让公众认识到这一严峻形势，使文化遗产保护成为每一个公民和组织的共同意识，已经刻不容缓。

    1956年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公布了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普查的成果更多地成为文物专业工作者的案头参考资料，并不为社会公众所知晓。1981年开始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和文物复查，普查结束后，在国家文物局的主持下，按省份编辑出版《中国文物地图集》，这一项工程浩大的文化工程对文物普查成果的运用向前迈了一大步。2011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束后，陕西省文物局敏锐意识到普查成果运用社会化的迫切性，合乎逻辑地做出了编辑《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的决定。顺势而为，又立意高远。

    其次，考量《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可以期待的收获，大略有如下数端。

    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全面、准确的资料。陕西省地上地下文物遗存极为丰富，被誉为“天然的历史博物馆”。其文物点密度之大、数量之多、等级之高，均居全国首位。《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在文物普查的基础上，公布了县域内文物资源的家底，对文物资源、文化遗产的进一步开发、保护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本套丛书也将成为向民众宣传、普及文化遗产知识的重要平台。如较之前两次普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内容上有明显不同，即对近现代文化遗产和工业遗产的关注度大大加强，这种关注也自然地成为本套丛书编写的重点内容，这对提高民众文化遗产意识，关注身边的文化遗产有着深远的意义。

    不可忽视的乡土教材的作用。生于1925年、曾任《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首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的铁矛，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写到“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是三十年代末期。有一次，老师给同学们发了一本油印的小册子《蒲城乡土教材》，内容是蒲城县的地理、历史、物产、人文景观等的介绍，读起来倍感亲切。那时正当抗日战争初期，这本小册子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爱乡爱国，抗击侵略的情怀与斗志，至今记忆犹新”。爱国主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家乡的一草一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将抽象的爱国主义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息息相关的环境和事物联系起来时，爱家爱乡就可成为爱国行为的最初出发点。这正是乡土教材的价值所在。

    作为文物普查的重要成果，《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为文物和博物馆专业工作者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基础资料，为学术界呈现了翔实可靠的研究资料，必将成为业内人士必备之工具书。而对文化遗产保护行政执法者来说，对文化遗产状况的熟悉与对法律条款的准确理解同样重要，可以期待《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将成为文化遗产行政执法不可或缺的帮手。

    不该忘记的还应包括“驴友”。陕西省是旅游资源大省，也是旅游发展强省。旅游业已经被省政府定义为陕西省十二五时期重要的支柱性产业，必然在陕西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文化遗产作为开发旅游市场的基础性工程，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在旅游热点人满为患、不堪重负的今天，更多的旅游者将会选择那些远离尘嚣的遗产地，在那些断垣残壁间体味废墟的魅力。在星星点点的瓦砾上寻找远古的气息。真可谓一无所有，气象万千。而这个时候，《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一册在手，按图索骥，其乐无穷。

    写到这里，想起了司马迁完成他的传世巨著《史记》后说过的话：“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对这两句话，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藏之名山”是将正本存到山里，副本存在京城。有的学者则认为“藏之名山”本为正本,实藏于国家书府——太史公府；而“副在京师”本当为副本,传于司马迁外孙杨恽。不管怎么理解，司马迁想表达的意思多复制几本，以流传后世。清朝的乾隆爷也有类似的想法，《四库全书》完成后，他下令建立了七座藏书楼，在北方有四座，即紫禁城里的文渊阁，沈阳的文溯阁，圆明园里的文源阁，承德的文津阁。在南方有三座，即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将《四库全书》抄写了七部，分藏于七大藏书楼，号为“四库七阁”，蔚为壮观。然而岁月无情，七大藏书阁在历经战火之后，或散佚，或毁失，存者不多。

    比较起来，今天的人幸运多了，借助现代印刷科技，《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不但印量大、而且印制精美，为更多的读者所收藏，所拥有，其功久矣，其功远矣。 （转自：汉唐网）

（《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陕西省文物局编，陕西出版集团、陕西旅游出版社2012年出版，全套107册，定价299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