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4月9日上午在北京揭晓。最终获评“十大”的考古项目是：河南栾川孙家洞旧石器遗址、江苏泗洪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川金川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山东定陶圣灵湖汉墓、河北内丘邢窑遗址、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重庆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和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


  　发掘证明，内丘城关一带，正是邢窑遗址的中心窑场，与史载相吻合。
　　2012年的发掘出土瓷器和窑具残片20万件(片)以上，完整和可复原的器物超过2千件，器物种类有砖、瓦、陶器、素烧器、三彩器、瓷器、铜器、铁器、骨器以及窑具等。此次发掘突破性收获有：窑炉年代早，是邢窑已发现窑炉中最早的几组，完整度高，布局模式罕见；早期灰坑群和遗物，发现堆积有北朝时期遗物的灰坑约超过20个，遗物丰富，时代单纯，是历次发掘中首次批量出土的早期遗迹、遗物；隋三彩的出土，是邢窑发现中的首次；发现了“高”、“上”、“大”三种刻款器物残片，字款皆刻划在器物底足外壁。

　　本次发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辽代都城遗址考古。发掘成果确认了西山坡建筑遗址是佛教寺院的建筑性质，对重新认识辽上京皇城遗址的形制布局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老鼓楼衙署遗址为重庆市已发现的等级最高、价值极大的建筑遗存，见证了重庆定名以来近千年的沿革变迁，填补了重庆城市考古的重大空白，对研究宋蒙战争及西南地区衙署建筑、丰富中国宋元时期都城以外的城市考古资料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遗址正在筹备建设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将成为重庆历史文化名城新的重要支撑。

　　该遗址在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并被列入了不可移动文物名录。此次发掘发现有古人类化石、石制品、大量的动物化石动物粪便化石等。
　　孙家洞遗址是国内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极为少见的集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石制品于一体的洞穴遗址，地质年代属于中更新世时期。
　　孙家洞遗址的人类化石属于直立人阶段，经专家讨论可以称为“栾川人”。出土化石对近年来国际古人类学界直立人演化和现代人起源的研究有着重要作用，也为研究古人类的个体发育及系统演化问题提供了化石依据。


　　确认其为一处距今8000年的环壕聚落，遗址总面积达17.5万平方米。清理出包括92座新石器时代墓葬在内的一批重要遗迹与遗物。
　　坐落于遗址内的大型环壕为目前已知同时期淮河流域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环壕之一。顺山集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是近年来淮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早阶段考古的重大突破。它的发现，为进一步认识和厘清该区域史前文化谱系、探索中国东部地区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和契机。大型环壕聚落的发现，填补了淮河中下游地区该时期环壕聚落考古的空白。同时为探讨该区域史前环境变迁、种群迁徙及人地关系等诸多问题提供了新线索。


　　刘家寨遗址计3500余平方米，出土大量陶片、动物骨骼、石制品。该遗址人工、自然遗存丰富程度远超川西北地区已发掘的同时期遗址，这对深入研究马家窑文化地方类型和分布区域诸问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遗址晚期出现壶，且部分尖底瓶底明显可见套接公益，对研究彼时由瓶向壶演变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遗址位于大渡河上游，为横断山区文化交流、传播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对构建四川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起到标杆作用。图为四川金川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泥质侈口深腹罐。

　　考古队发现了保存较好的石砌城墙，以及城门和疑似“马面”、“墩台”、“角楼”等城防建筑。复查确认了石峁城墙保存基本完整且保存大致可以闭合，并构成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个层次组合的石峁城址，城内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
　　石峁遗址系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它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对进一步理解“古文化、古城、古国”框架下的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遗址范围近7平方公里，发掘获得一批陶器、石器、石人以及铜器小件、包金耳环等珍贵遗物。
　　该遗址与墓地，是近年来新疆发现的重要的青铜时期的遗存，其年代测定为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填补了新疆青铜时代早期遗址的空白，为揭示出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具体面貌提供了一批全新的、重要的材料。

　　该墓葬属于“甲”字形大型木椁墓，建筑考究，规模宏大，结构独特，保存完好。从墓室结构初步判断，墓葬年代属于西汉晚期。该墓是山东发掘的规模最大的木椁墓葬。黄肠题凑的墓葬形制也是在山东首次发现。在已发现的“黄肠题凑”形制墓葬中，该墓葬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好，时代大致明确，很可能是“黄肠题凑”墓制发展到最为成熟的晚期阶段的典型代表。其复杂的墓葬结构、考究的建筑都反映出墓主人身份至少属于王一级，但其规格又明显高于以往发现的同时期的汉代诸侯王墓。这对于推断墓主人身份和定陶王室与西汉王朝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海龙囤是一处送命时期的羁縻·土司城堡遗址。其意义在于：海龙囤特别是“新王宫”的整体格局与明故宫契合(同时也保存了本地建筑的一些特点)，反映了土司在意识形态上的国家认同，这种一致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效维护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海龙囤是中国羁縻·土司制度的实物遗存，它完整见证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由唐宋时期的羁縻之治到元明时期土司制度再到明代开始的“改土归流”的变迁。它的发掘为从考古学的角度深化中国土司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探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
　　这处设有衙署的军事屯堡，是中国西南规模最大、保存最好、持续时间最长的羁縻·土司城堡，它“利用地形、融入地形”的建筑特点，对中国西南同期以及后来的同类建筑产生了甚远影响。海龙囤的发掘可能引发考古学界新的学术关注点。图为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出土的青花龙纹八仙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