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李贵平 摄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

    关于敦煌学，曾有一个说法：“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在日本”，这多少道出了敦煌学研究的尴尬。日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是历史了。在建国前的半个世纪和建国后的最初30年，我国只有少数学者对敦煌研究有所贡献，对敦煌的研究、文献的收集等，都没能走在世界前面。“横看成岭侧成峰”，总的说来，中西学者敦煌学的侧重点不同，难谓高下。

敦煌学 在日本走向世界

    有学者考证，1979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敦煌西域文献研究会第一国际会议”。近百人的代表中，日本有36人，法国有30人，中国只有11人，潘重规先生有感于此，还赋过一首七绝：“万国朋从倍有情，只怜主客未分明。周彝夏鼎英灵在，汉学终当作汉声。”

    情况在后来得到改善，郑炳林介绍，这种敦煌学的研究中心不在中国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国内的研究不断深入，海外的敦煌学研究由于进入到一个研究人员新老交替的阶段，随着老一辈的专家的退休或离世，新一代如果人才跟不上，有的国家出现衰落。以法国为例，戴密微等老一辈专家离开，新的学者还没跟上，以法国国家图书馆为例，新一代的懂中文的学者很少，客观上对法国敦煌学的研究有影响。

    但是除开中国以外，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都有一批对敦煌学感兴趣的学者，依托本国所藏敦煌文献，研究敦煌学，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1988年，季羡林曾代表中国学者提出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观点，依旧成立。

外国学者切口小但很深入

    郑炳林介绍，目前日、美、英、俄和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应该说是各有侧重，研究成果也各有千秋。

国内的学者大多从汉文和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敦煌，比如考古、石窟断代、美术、壁画等角度。而日本则对佛教的研究比较多，美国从佛教艺术上升到对敦煌文献进行研究，比如普林斯顿大学的太史文在对佛教文献进行研究，耶鲁大学的韩森结合唐史作敦煌文献的研究工作。英国则侧重于敦煌艺术和敦煌文献编目，后者是把敦煌文献进行扫描和编目，整理成一个国际数据库，所有学者都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库查找相关文献内容。

    至于法国和俄罗斯，则侧重于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俄罗斯有学者懂粟特文，就带领了一批学者研究相关文献。法国的学者除了通过汉文文献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还专注于和田文、梵文和古藏文文献的研究。

    在郑炳林眼里，外国学者研究敦煌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切口小，但是很深入，很详细。“以日本研究为例，他们做得很详细，而且能沉下心，能用毕生精力去做这一项研究。”

    上山大峻就是一个例子。上山大峻是一名日本学者，郑炳林介绍，上山大峻专门研究吴法成。吴法成是敦煌的一个和尚，有人说他是藏人，到敦煌前，姓管，叫管法成，吴法成是到敦煌后改的名字。此人懂汉、藏、梵三种语言，在张掖一带讲经，也翻译经书。比如把藏文的经书翻译成汉文，汉文的经书译成藏文，或者根据藏文和梵文的经书翻译成汉文。到现在，敦煌遗书里保留有大量的吴法成的翻译目录，所以吴法成也被称为“译经三藏”，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和尚。上山大峻就用了一生的精力来研究吴法成这个人，以这个人为中心研究敦煌遗书和历史。上山大峻出了好几本书，如果其他学者要了解吴法成，都必须用到上山大峻的研究成果，绕不开。

更关注中国学者“冷门领域”

    郑炳林口中的外国学者，当然还应包括法国一批做古藏文研究的学者，俄罗斯懂粟特文的专家。还有森安孝夫和高田时雄等部分日本学者。

在郑炳林看来，外国学者研究敦煌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会关注中国学者不研究的领域。他举了一个例子，敦煌的文献里涉及的资料很多，自然也涉及到占卜、阴阳一类的内容。由于国内长期对占卜、阴阳一类的东西有“封建迷信”的印象，所以没有学者专门研究敦煌文献中的占卜和阴阳内容。“但是法国学者不一样，他们做的，他们是从文化背景上，结合社会学，对占卜和阴阳进行解读，比如为什么要选择占卜，为什么这么解读占卜的结果。”在法国学者的眼中，它迷信不迷信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人是出于什么样的文化原因，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

    法国学者马克在论文《法国战后对中国占卜的研究》（耿升译）中综述了法国学者的研究，如“汪德迈根据殷商卜辞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指出由卜士们使用的卜法是如何促进了一种占卜唯理主义的发展，正是这种占卜唯理主义深刻地影响了此后时代的信仰和宗教结构。”法国学者戴仁、谢和耐，马克本人都研究过敦煌学中的占卜和阴阳理论。

   （华西都市报记者 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