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遗址获2015年度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发布日期:2016-01-27
周原遗址获2015年度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M30出土铜鼎
M30出土铜盨
M30墓室(左西右东)
M30西二层台器物出土情况
M29盗洞内出明器化石磬
M30西二层台铜器出土状况
M30盗洞内出兽面铜泡
2016年1月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社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5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北京举行,论坛揭晓了2015年度全国六项考古新发现。其中,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持并联合多家单位开展的周原遗址考古因其重要发现成功入选2015年度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基于对周原都邑性聚落的理解,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三家单位组成的周原考古队,从2014年9月启动了周原遗址新一轮考古工作。在2014年工作收获的基础上,2015年3~12月,对与水网系统有关的池渠遗迹进行了重点勘探和发掘,同时还贺家北区域的墓地及城墙进行了清理。
针对水网系统的勘探工作共完成重点勘探面积约67万平方米,抽样勘探面积108万平方米,新发现大淤土遗迹1处、人工沟渠11条。为确定这些遗迹的形制与走向、使用和废弃年代,以及内部堆积性状等基本信息,对大淤土遗迹和4条人工沟渠遗迹进行了解剖发掘。
大淤土遗迹位于遗址核心区的西北部,地处山前坡地的前缘。长约2200米,最宽处逾500米,平均宽度约300米,总面积约66万平方米。中央淤土最深,约8.5米,四周较浅,为2~3米。初步推断为周原遗址西周时期的池塘类遗存。
G6位于水网系统的最北边,西端可能与大淤土遗迹的东缘北部相连,目前发现已向东延伸约1900米。勘探显示沟口宽6~10米,沟底深3.8~5.0米,地势为东高西低,初步推测其流向应为自东向西。年代为西周晚期。
结合2009、2011、2013年周原遗址内池渠遗存的考古成果,可以初步认为周原遗址内存在着自然水系与人工水系、蓄水池与引水渠、干渠与支渠等不同层次的水系遗存,它们共同构成了周原遗址的水网系统。该水网系统的发现与确认,进一步强化了以往所发现的诸多重要遗迹之间的有机联系;加深了以往对周原遗址聚落扩张过程与水源关系的认识;为了解周原遗址内部的不同功能区的分布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有助于从整体布局上对一些重要遗迹的性质进行新的思考;与丰镐遗址的“昆明池”等池渠一起填补了周代都邑性遗址给水(池苑)系统的空白;为探寻聚落结构在田野作业中提供了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途径。
在2014年铜车马发掘点南边50米处的“居址—墓葬区”,2015年度,发掘揭露了4座西周晚期墓葬,且都曾遭到过严重的盗扰破坏。
其中,M30为东西向,二层台处墓室长4.3、宽3米,距地表深6.6米。墓室内发现有3个盗洞,在盗洞中散见有:兽面铜泡、节约、蚌鱼、玉圭残片、菱形石坠、方形玉饰件及贝等随葬品。在紧邻盗洞的西边二层台面上发现了未经扰动、摆放整齐的随葬品。包括青铜器、陶器和漆器,共计14件。其中陶器有豆2件、簋2件、鬲1件、罐2件;1件漆器保存状况较差,器形难辩。青铜器有鼎4件,盨2件。其中编号为1、2的两件立耳鼎大小虽别,但形制、纹饰一致;2号鼎铭文为“姬生母作尊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2件附耳鼎与2件铜盨均形制、大小、纹饰一致,应各自成套。1、2、4号铜鼎内均有幼猪前腿或后腿骨,3号鼎内则为鱼骨;2件铜盨内发现有谷物类遗存,颗粒状明显。铭文显示,该墓主可能是一位名为“生母”的姬姓女子。
4座年代基本一致,规模接近的墓葬集中分布,表明该区域应为西周晚期一处中低级贵族墓地。
2015年度周原遗址的考古工作,以贺家北区的凤雏建筑群为中心,对该区的普通居址墓葬区、大型夯土基址及铜轮牙马车的发掘;对周原遗址内水网系统的发现与确认,进一步了解了周原遗址的聚落结构和功能分区,加深了对周原都邑性聚落整体布局的认识。是时隔多年后周原遗址取得的重大考古发现,从而以其重要学术价值成功入选年度六大考古新发现。
(转自:汉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