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院举办良渚文明及夏文化探索学术讲座

　　11月6日，省考古研究院邀请中国考古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赵辉先生及北京大学教授刘绪先生就良渚文明与夏文化探索进行专题讲座。讲座及学术讨论由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小蒙研究员主持。

　　赵辉的讲座题目为“良渚的国家形态及相关问题”。赵辉认为，环太湖地区宏观视角下的良渚文化，其前身为“崧泽文化群”，年代约为3800-3300BC，与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大体同时。这一时期，社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然而，进入良渚文化阶段（相当于中原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杭州湾一带出现了以良渚城址群为代表的高层级核心聚落（城邑），其控制面积达800多平方公里，并出现了超级水利工程——拦水大坝及水库高坝，为沼泽地开发、疏通航运提供了保障，可防御百年一遇的大洪水，表明当时的社会动员能力、组织能力、规划设计能力极强，曾在一个统治阶层和精英知识阶层。城址内发现的高层级精美玉器、特殊形态的陶器、象牙器、镶玉漆木器等因素，表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极高。大型坟山的出现，表明贵族阶级已经出现。社会的城乡差异和复杂化特征，还反映在聚落形态的强烈差异，小型聚落（村落）如黄坟头及茅山遗址，仅有七、八座房址，无祭祀遗迹，墓地散布于房屋周边坡地上，水田达到八十亩，大型聚落（城市）有发达的码头、贵族墓地、手工业者居址及超大型粮仓等。大型聚落居民的粮食由小型聚落居民进贡，大约800平方公里内的小型聚落群才能够供养和支撑良渚核心城邑的生活和大型工程开支。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内往往存在殉人，应该是良渚社会对外围战争的战俘。此外，良渚玉器和特殊陶器上的神祗纹饰，由具象逐步符号化、概念化、抽象化，表明良渚文明已经完成了一神崇拜的宗教发展高度，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神教，是世界各地民族大统一过程中创造神祗的普遍模式。随着良渚文明解体，这些玉器形态扩散到齐家文化等人群中，但良渚神祗的形象并未得到其他地区人群的认同。基于以上文化特质，赵辉认为，崧泽—良渚与西亚Uruk、Ur等城址的发展演变阶段相比，中国从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开始，一些地区也进入了国家阶段，这些早期国家的文明因素后来逐步汇聚到中原地区，最终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夏商周文明。因此，夏商周文明的根源在史前时期，如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决定了中国无大规模生活必需品的贸易，进而形成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群集体，最终形成家长制和集权制。

　　刘绪宏观系统地回顾了夏文化探索的历程和研究现状。刘绪认为，1920年代至1959年之间为夏文化探索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由于中国尚未开展规模性考古工作，因此夏文化的探索者主要是历史学者。由于缺乏可信的文献资料，出现了以顾颉刚等学者为代表的疑古学派。随着仰韶村、殷墟和城子崖的发现，一些历史学者开始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夏文化进行对应，王国维先生提倡将考古学材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二元证据法”，徐旭生先生则开展了豫西地区的夏墟调查，寻找夏朝的都邑遗存。1959-1977年，是夏文化探索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围绕着豫西一系列夏商时期城址的发现和考古成果，考古学界在探索夏文化领域占据话语主导权，并逐步理清了夏商文化的区别，对夏都与商朝的亳都等核心问题大致达成共识，并不断进行深化研究。1980年代以来，是夏文化探索的第三阶段，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契机，各学科的学者对夏商周积年断代进行了整合研究，大体得出夏代纪年的范畴。目前，对于夏文化和夏代相关问题的研究虽然已不再是前沿热点课题，但依然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对象。以二里头、新砦、东赵等遗址考古工作为代表，学者们依然对夏文化孜孜求索。

　　西北大学、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及省考古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学者及师生60余人聆听讲座，并与赵辉、刘绪教授就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转自：汉唐网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