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金乡县文物管理所)

钱玉成（苏州市博物馆）

    2010年5月21日，山东省金乡县光善寺塔维修加固工程施工至塔体二层半高度时，在检测砖砌体酥碱过程中发现砖体松动。经取出上部墙面酥碱砖体后，内部墙面出现了一个券顶式壁龛。壁龛宽72厘米，进深75厘米，高153厘米，内置包括佛塔、舍利棺在内的22件银质文物，舍利一宗。本文即专题介绍其中的四六银质佛塔。

一、神奇四六

    佛教是在两汉间传入中国的异国宗教，也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在初传入中国的汉魏时期只在上层活动，远没有打开局面形成规模。到南北朝及以后，战乱使掌权者需要有效管理民众，而民众在磨难中也极需要精神上的抚慰。这样，以生死轮回、扬善惩恶、因果报应为主要教义的佛教得以迅猛发展。但是佛教要在中国发展必须要与汉地文化、习俗结合，并且要适应统治者的政治需求，这就是佛教的汉化，其最终结果是形成中国的佛教。这是源于印度而在内容和形式上大迥异于印度的中国化佛教或称汉地佛教。

    佛教在逐步汉化过程中接受了汉地文化和哲学，阴阳五行便是其中的一项主要内容。阴阳是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中国古代思想家看到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方面，就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肯定阴阳的矛盾势力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易传》则进一步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把阴阳交替看做宇宙的根本规律。“五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世上物质的基本构成的认识，说明世上万物都起源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到春秋战国时，阴阳五行已成为当时汉民族主要认识观。佛塔作为体现佛祖存在的佛教主要构建，传入中土后，很快由古印度的窣堵波形式(圆形坟堆上插幡杆)转化为以楼阁式木构建筑为主流的汉塔形式。中国传统建筑的木构楼阁式构建其平面主要是方形和矩形两种形式。迄至唐代为止，中国早期佛塔的主流形制为方形楼阁式，从北魏开始以砖或其他材料取代易燃易朽的木材后，佛塔的形制也逐渐变为以八边形和六边形为主流的平面形制。金乡县的光善寺塔和塔中发现的鎏金银塔分别是八边形和六边形的平面形制。

    在中国的阴阳概念中，奇数（单数）属阳，偶数(双数)属阴，因此金乡县的光善寺塔和其中发现的鎏金银塔在平面形式上都属阴的。在中国的传统建构中，除了亭有三角和五角的特例外，其余包括佛塔在内的古代建构都是平面边数呈偶数即双数的。如存留最早的嵩岳寺塔为十二边形，西安的大雁塔、小雁塔都是四边形(即方形)，苏州的虎丘塔(云岩寺塔)，杭州的六和塔，北京的天宁寺塔平面都是八边形的。除了嵩岳寺塔的十二边形为孤例外，四边形和八边形是前后不同时期的主流形式，因此保留至今的古代佛塔也数这两种平面形式为最多。

    六是偶数(双数)，在中国古代六也是一种吉祥数字，因此中国佛塔中六边形塔构建也较早，现在存留的六边形塔以山西五台县佛光寺东大殿左侧的六角形砖塔为最早。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471-499)，隋唐之际已是五台山名刹，寺名屡见于传说，见于敦煌壁画中唐中叶绘制的五台山图，佛光寺居于显要位置。现今佛光寺内外还保留墓塔七座，其中东大殿左侧六角形砖墓名祖师塔，是创建佛寺时主持禅师的墓塔。塔两层，总高12米余，塔形为国内罕见，底层空心，内置六角小室，门洞外作莲瓣及火焰形券门。塔檐迭涩砌筑，上层塔身作假券门及破子棂窗，塔刹设仰复莲座和宝珠，形制和构造与敦煌壁画上魏齐间古塔多同，当是寺宇创建时的遗物，这也是当时存留至今最早的六边形佛塔实物。佛光寺东山坡上尚有佛塔3座，皆单层，其中一座为唐大德方便和尚塔，平面六边形。唐贞元十一年(795)建。寺西北里许亦有墓塔3座，除一座方形为唐解脱和尚塔外，另二座均为六边形墓塔，雕饰式样相同，其中一座有铭文，金泰和五年(1205)建。以上佛光寺内外，共保有自北魏至金的六边形墓塔共4座，实为我国保留较早的且有较高价值的一批六边形塔的组合群体。纵观唐以后的佛塔平面形制，六边形还属少数。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中，列古塔目录近40处，加上佛寺条目中含古塔者，约有古塔百余座，其平面多为方形和八边形，平面为六边形者除上述佛光寺者4座外，亦有广东南雄之三影塔，北京银山塔林处有4座，湖北襄樊广德寺多宝佛塔上的四角小塔等寥寥数座，确属少数。《苏州古塔》一书中列出今存塔共21处26座。其中六边形塔只5座，也可证实六边形塔确属少数之状况。但也有反常情况，如四川南充地区在1985年9月编印的内部材料《南充地区文物保护单位介绍》一书中共介绍塔13座，其方形4座，八边形1座，而六边形者竟有8座，占了绝对多数，这恐与当地宗教信仰习俗及匠师技艺有关。

    根据阴阳和谐及相互配赋的道理，中国的佛塔层数多为奇数，即单数。奇数属阳，成为多数佛塔的层数，其中以1层的和尚墓塔和7层的古塔为多数。“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佛教用语便说出了此一状况。异于7的5、9、11、13和15等奇数层级的古塔虽有存留，如福建开元寺石塔和山西应县木塔(释迦塔)为5层，苏州北寺塔(报恩寺塔)和光善寺塔同为9层，西安小雁塔和登封嵩岳寺塔同为15层，陕西泾阳崇文宝塔和开封铁塔(佑国寺塔)及兖州兴隆寺塔同为13层塔等，但属比较少见的。而7层的古塔遍及各地，占了古塔的绝大多数当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追根溯源，印度的佛塔制度规定，其塔的层数与塔顶相轮数相同，印度塔的相轮数是双数的，故塔的层数也应是双数。但传到中国后，由于前述“阴阳五行说”的关系等，佛塔层数多不采用双数而采用单数了。这是佛教汉化的标志和效应之一。

    然而光善寺塔内发现的银塔却独创了四层这个属于偶数的层级。在现实存在的古塔中，也只有极个别的孤例，如最近于本年7月初报道的西安市明代万寿塔即是一座六级六面的砖木结构的佛塔。这座塔总高22米，却已向西北方向倾斜2.640米，显出岌岌可危的状态了。这种重阴的古塔的建造除了遗存古印度佛教制度规定的返祖现象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还有待考证。

    总之，塔的平面边数与层数双双显出属阴的偶数在中国是属于较为罕见的状况，它会显示出重阴的神奇效果，它的出现也必有其具体原因的。在中国古代风靡阴阳五行的文化习俗氛围中，这当是有着特别意义的，但这特别意义尚待深入考证和求教于方家和专业人士。

二、天工银艺

    光善寺塔发现的银质鎏金佛塔(以下称银塔)通高54厘米，底部直径(指六边形的外接圆直径)为17厘米，银塔重1592.6克，银塔壁面装饰图案以鸟兽纹为主，除正面辟一火焰式门洞外，其余五面各以鎏金饰出一佛像和四大天王像。银塔的形制为四级六面的楼阁式佛塔，其底座为平截的斜六面体台，每层台面下部为平正排列向上伸展的5片莲瓣图案。每个莲瓣中展现向上展现羽翅的鸟兽图纹，突现了佛教信仰的宗教氛围。

    基座以上的四层塔体，每层下部有平座围栏，均仿木制作，每一面围栏均在相邻两塔角及中间作五柱状，其间嵌制矩形中空的栏板两块，形式简洁古朴。为早期木构佛塔平座围栏的标准样式。

    每层塔体正面辟火焰顶式门洞，这也是早期佛塔门洞的常见形式，敦煌壁画中就多这种形式。门洞背面正中壁面饰佛像一尊，加饰鎏金使之凸出于壁面以突出佛像的主尊地位。佛像与门洞之间两边的各两个壁面分别各饰一尊天王像，也饰之鎏金凸出于壁面，以突出仅次于佛像的辅尊地位。佛像和天王像造型庄严灵动，栩栩如生，这是银塔最主要的艺术内容和形式，也证实为佛塔的主要证据。塔体上部仿作瓦楞状的腰檐瓦顶。瓦顶在六边形转角处上翘，外端高处悬挂椭圆形体铃铎一枚，四层塔体共计有铃铎24枚。

    塔体以上是塔刹部分，这部分由一根由下向上、由粗变细的刹柱和刹杆支撑于四层塔体的顶部中心，自下而上贯串着仰莲、仿作二层刹柱形基座、宝珠，三层相轮，四瓣状的仰花及花下连结链条的开孔圆盘，最上端略成葫芦形的刹顶，由二个鎏金圆形球体（其一为顶端向上作尖顶的锥形半球体）。此二球表面鎏金，金光辉煌，令人注目。其中仰花下的圆盘边缘处开六个圆孔悬挂六根银质链条连接至四层顶部腰檐戗角的顶端，与此处的铃铎连接在一起。

    纵观此银塔，基座、塔体和塔刹三部分一应俱全，当是一座比较规范的佛塔，与在中国大地上实地存在佛塔的基本构成并无二致，且其三部分的高宽比例均十分恰当匀称。如全塔总高54厘米中，基座高近4厘米，宽17厘米，似依托地面承载塔体和塔刹，这种比例极为合适的。四层塔体其高度和宽度分别为：

    其尺度递减适当，显示塔体十分匀称和谐，令人觉得这是一座按实际佛塔缩小的塔范，尤其复杂精巧的是塔刹部分高约24厘米的刹杆自下而上贯串了仰莲、二层柱台、宝珠、相轮、圆盘、仰花、葫芦状刹顶，一气呵成，天工组合，毫无一点拖泥带水的人工痕迹，真是一座巧夺天工的珍贵艺术品。这件精品银塔与其余的21件同时发现的银器一样，均银质构成，经古代匠师锤揲成型。银塔表面有明显的錾刻阻纹，特别腰檐瓦楞处锤揲成瓦楞十分生动。主体壁面在装饰的佛像和四天王像饰有鎏金，以突出佛塔的主体内容。基座和塔体当是由银质薄皮整体锤揲而成的主体，其余平座、围栏、腰檐、铃铎、仰莲、宝珠、相轮、圆盘、仰花以及鎏金的葫芦状刹顶均由银质材料锤揲而成，然后安装于主体的相关部位之上。无论从整体和细节上看，都比例恰当，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从同时发现的《大般涅槃经》封底上有“大唐贞观”阴刻年款可知这银塔亦是大唐贞观（627—649）年间制作的珍贵文化遗产，可以想象到唐代初期的匠师具有何等的智慧和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登基的唯一年号，因此光善寺塔发现的这批文物是属于唐代金银器。这22件文物中有佛塔1座，舍利棺1座，《大般涅槃经》册一函，藏经幢1件，荷叶盖三足莲形盐器1件；茶碾1套，方体箩子1套，复莲托盏1件，凤首执壶1件以及杯、盘、碗、罐共计22件。其种类繁多，内涵丰富，工艺精美，且有“大唐贞观”年号呈现，是最与陕西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相类的一批珍贵文物。唐代金银器考古专家韩伟先生曾经将唐代的金银分为四期，初唐至高宗时期（618—683）为第一期。时属贞观年间的光善寺塔发现的包括这座银塔在内的鎏金金银器确实属于唐代第一期的文物是确定无疑的。属于第一期的唐代金银器以往只有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1号墓和西安沙坡、何家村的窑藏。这数处出土的金银器种类单纯、仅有饮食器，且数量较少，二者相比较，光善寺塔这批金银器其种类和内涵要丰富、复杂的多，也即发现的这批金银器其品位和等级要高乘的多。而制作年代上又较时属咸通年间（860—874）的法门寺地宫金银器早了200多年。

    唐代金银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当时重要的手工艺品。其制造部门分“行作”和“官作”两类。“行作”即为民间金银行工匠制作，质量较官营手工艺差。“官作”即指中央机构少府监中尚署所管辖的金银作坊院。中晚唐时又设文思院，掌造宫廷所需金银犀玉工巧之物。光善寺塔发现的这批鎏金银器因其艺术上乘显然极可能是少府监下的金银作坊院制作。据韩伟先生介绍，唐代金银器造型精美，结构复杂、工艺灵巧，经鉴定证实，当时已普遍采用了鎏金、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等工艺，使制造工艺达到很高的水平。光善寺塔发现的包括这座银塔在内的文物虽以锤揲为主，但也在不同器物以及器物的表面及细节处采用了鎏金、焊接、切削、抛光、铆、镀等这些在唐代业已成熟的工艺当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唐代初期匠师们巧夺天工的高超智慧和技艺成就了光善寺塔的这批珍贵文化瑰宝。2010年经故宫博物院和山东省文物专业人员鉴定这批共计22件唐代鎏金银器全部被定为一级文物。

 参  考  文  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上海，1993年1月一版。 

2. 《苏州古塔》，徐文涛主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8年12月一版； 

3. 《南充地区文物保护单位介绍》四川省南充地区文化局编印 1985年9月。 

4. 山东金乡光善寺塔出土22件唐代珍贵文物—专家初步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中国文物报》2010年12月3日。 

5. 《法门寺》韩金科 赵申祥编著五洲传播出版社 1998年8月一版。 

6. 诗仙李白在金乡的游历及诗文碑刻帖考，于雪友，金乡县《委员天地》2010年3期（总第10期）。 

7. 《中国塔》张驭寰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 

8. 《济南文物古迹》，济宁市文物局编著，文物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来源: 《齐鲁文物》第1辑 (2012) 山东博物馆编 第126-130页  编辑:刘玞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