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六载，由铜川市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一部全面反映铜川市石窟造像艺术的考古学专著《陕西石窟内容总录·铜川卷》，日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石窟寺是一种依山就势从山崖壁面向内部纵深开凿石室而形成的寺庙建筑，用于宗教礼拜或修行。它既是佛教寺院建筑的特殊形式，也是保存至今数量最多的佛教艺术遗迹。 

  铜川市历史上属于京畿要地，是多元文化的聚集地，地处印度佛教东传汉境的主要通道上，佛教文化发展趋势与古都长安基本相同，佛教文化遗存十分丰富。 

根据铜川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结果，全市境内现存佛寺遗址一百余处，石窟寺、摩崖造像五十余处，佛教寺院十余座，佛教造像碑一百余通，佛塔九座，经幢、佛教建筑多座，弥足珍贵的佛教文物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并保存着丰富的佛教传说、佛教庙会、佛教节日、佛教法事、佛教伦理、佛教哲学、佛教信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内涵富集厚重，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 

  西晋以来，铜川地区佛教文化即已滥觞。这一时期铜川市所在的渭北中部地区是佛教文化盛行的区域。据历史记载，自晋代至北周时期，铜川境内先后有前赵时的法灯寺，苻秦时的龙泉（香山）寺，北魏的会同寺、龙华寺、延昌寺（万佛寺）、北寺，北周的崇庆寺、檀台寺等寺院十六座，而且规模宏大，僧尼众多，极一时之盛。 

隋唐时期，伴随着以长安为中心的封建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事业的繁荣发展，铜川佛教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佛寺林立，梵音缭绕。隋神德寺、兴元寺、大像阁、唐玉华寺、宝云寺等均为享誉全国的著名佛教寺院。唐代以后，铜川较有影响的寺院尚有五代的妙德禅院（山寿寺），宋代的太子寺、白雀寺，金代的广严院，元代的开福寺，明代的开化寺、兴隆寺、华严寺，清代的普济寺和民国时期的广缘寺、金凤寺等。 

  开凿于西魏大统元年（535）的福地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石窟后壁中央大龛主尊为释迦牟尼佛，呈结跏趺坐姿，双手结禅定印，面相长方、清瘦，双颔下垂，额有白毫，顶有肉髻，后有背光。主尊左右各立一胁侍菩萨，手持净瓶和宝珠，立于莲花座上。中央大龛左侧壁面有浮雕造像三层，像主王洛生骑于马上，头戴笼冠，身着宽大衣袍，手握缰绳，旁有文字：“像主抚军将军石保合王洛生乘马时”，窟左壁中央尖拱形大龛中，雕手持芭蕉扇的老君像。老君盘膝端坐，道簪束发，络腮胡须，内着密裙长衣外披袍服，左右二真人持笏侍立。龛楣浮雕10个半身道像。上为7个伎乐飞天仙人，手持箜篌、笙、琵琶、箫、长笛、腰鼓、长鼓，每人各奏一乐器。福地石窟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有明确纪年的佛道混合石窟，为我国佛、道文化的交流、融合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宜君沟门摩崖造像保存较完整，造像旁有永熙二年（533）造像题记，是陕西省现知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摩崖造像。牛家庄石窟、彭村石窟、花石崖石窟、柳家湾、秦家河摩崖造像等石窟和摩崖造像是北朝时期铜川佛教艺术的典型代表。铜川地区魏碑保存数量居全国之最，且价值极高，北朝石刻造像分布范围广泛，雕饰精美，内容丰富，堪称中国“北朝石刻宝库，华夏文化遗珍”。 

  药王山摩崖造像雕刻历经隋唐，延至明代。凿大小佛龛23个，共有造像45尊，造像分圆雕、浮雕两大类，大者高逾三米，小者矮不盈尺，线条流畅，神态自若，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充分展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雕刻艺术风格。造像附题记十二处，碑石二通，分为东、中、西三区。这些造像中，隋代早期雕造有弥勒大像.并建大像阁；唐代以窟穴建筑为主，由于孙思邈隐居于此，唐代初期出现了“摸摸佛”；金代凿刻有佛道合流的药王造像和洗药池；明代“易殿为洞”；清代重修石洞数间，70年代重修保护造像的石窑7孔，1990年将石窑改建为保护大殿。 

  铜川市的石窟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全市已经发现石窟造像分布点51处。这些石窟上起北朝，下至明清，各个时代均有保留。其造像艺术内容丰富，造像精美，富有特色，宜君县的历代石窟、药王山的摩崖造像等最为知名，并已分别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截至目前，尚缺乏一部能全面反映铜川市石窟造像方面的科学专著，给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2012年，在陕西省文物局领导下，铜川市与延安市、榆林市通力协作，共同开展陕北石窟专项调查。市考古研究所组织业务人员对全市石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专项调查，调查中采用了测绘、光栅扫描等多种科学手段，收集到大量的重要基础资料，并以此形成了《陕西石窟内容总录·铜川卷》。 

  《陕西石窟内容总录·铜川卷》全书总计54万字，图片600余幅，全面、系统、客观的对铜川市的石窟寺、摩崖造像艺术进行了记载。这是继市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药王山摩崖造像考古报告》之后，第二部石窟方面的的考古学专著。该书的出版，必将极大地推动陕西佛教史、中国石窟艺术、丝路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对地方政府和文物部门进行保护、开发利用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转自：汉唐网）